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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民企融資難,要做這五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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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民企融資難,要做這五件事

發布日期:2018-12-28 作者: 點擊:

郭曉蓓/文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年的發展使民營企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最為活躍的增長點,并在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創造稅收、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的作用日漸重要。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始終高度重視民營企業融資問題,“一行二會”及地方政府也采取了多方面有力措施致力于解決這一問題并取得了積極成效,但中小民營企業反映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仍然相當突出。

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雖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民營企業融資總量與民企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嚴重不匹配,這種情況已經嚴重影響到了民營企業的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甚至日常經營和生存。

民營企業融資困境根源分析

(一)民營企業自身先天不足是造成其融資難的主要原因

相對國有企業來說,民營企業的市場化程度高,經營風險較高,死亡率也比較高;同時,銀企之間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問題,面對數量龐大的民營企業,銀行需要用較高的成本從中篩選出那些經營者信用度高、企業經營穩健、財務信息可靠、有發展前景、政企關系良好的企業,增加了民企融資的成本。

第一,民營企業抗風險能力差。民營企業規模小且分散,經營組織形式多樣化,產品品種及銷售渠道變動大,貨款回籠不穩定,同時受市場、環境的影響程度很大,特別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企業受環境制約的程度進一步加深,一旦市場、經營環境發生變化,一些民營企業很難適應。根據原國家工商總局2013年的研究報告,2012年底中國實有企業1322.54萬戶,其中能存活24年以上的僅占1% ,能存活10年及以上的僅占21%,能存活5年及以上的僅占49.6%。從而導致銀行等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貸款投放有較多顧慮,實際上增大了商業銀行的風險程度。

此外,企業規模與其存活率存在明顯正相關性。企業規模越大,存活率越高,反之,規模越小,存活率越低。大規模企業抗風險能力較小規模企業強,并且大規模企業的行業進入通常存在政策、規模經濟、技術等的壁壘,進入市場時較謹慎,故大規模的企業存活率比規模小的企業高。注冊資本在100萬元以下、100萬-1000萬元和1000萬以上企業第3年的存活率分別為82.30%、90.00%和95.90%;第5年的存活率分別為65.50%、79.60%和91.50%。這表明注冊資本越少,企業存活率越小。但隨著企業成立時間的增加,企業存活率降幅越來越低,并趨向穩定。總體上,規模較小、數量較多、處于產業鏈低端的民營企業壽命較短,存活率相對較低,是影響其獲得銀行貸款的重要因素。

第二,民營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和控制機制不健全。在民營企業內部,少數人或個別人控制現象比較普遍。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營企業的總體管理水平快速提高,但由于民營企業總量巨大,新創企業多,仍然有大量民營企業處在創業期、瓶頸期,治理結構可能不健全,管理水平粗放,財務合規性不足,造成銀行貸款的財務風險較高。比如,相當多民營企業沒有建立起基本的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有的股東會、監事會甚至董事會形同虛設,有的沒有建立有效合規的決策程序和決策文件,企業決策主要靠企業負責人的主觀意愿進行,隨意性較強;許多民營企業沒有建立健全有效的內控制度、財務制度,做假賬現象大量存在,存在故意隱瞞、粉飾或偽造財務信息的可能性。有的民營企業在經濟上升周期,利用信貸資金搞擴張,野蠻生長,缺少長期穩健思維,最后或者并購后整合效果不好,或者產能閑置。當企業經營發生困難時,抽逃企業資產時常發生而且很難控制,貸款的保證往往得不到落實。

第三,很多企業信用觀念不強,誠信度不夠。從歷史數據結果看,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型民營企業的貸款違約率較高,一些民營企業存在惡意逃債行為,總體誠信認可度相對較低。根據原國家工商總局調查,2009-2011年,大型企業的不良貸款率最小,小型企業的最高,中型企業居中。其中,中型企業不良貸款率分別是大型企業不良貸款率的2.65倍、2.61倍和2.85倍;小型企業不良貸款率分別是大型企業不良貸款率的4.86倍、4.22倍和3.88倍。小型企業不僅不良貸款率最高,而且損失類貸款比率也最高,3年間分別是大型企業損失類貸款比率的9.5倍、7.6倍和5倍。借錢時就沒準備還錢,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微民營企業的信用度相對較差,一些企業存在惡意騙貸、逃債行為,不僅銀行造成了損失,在很大程度上給民營企業的信譽和形象造成了不良影響,造成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的信心下降,容易使整體民營企業貼上“誠信度不高”的標簽。

第四,民營企業財務管理不規范。民營企業財務制度不健全,造成了與貸款通則所要求的貸款條件差距較大。主要表現在:一是注冊資金不真實。一種是借用他人資金驗資后抽逃資金,造成在企業財務帳上其它應收賬款過大,或者虛增不實的現金庫存等,另一種是注冊資本金少而實際投入的資金額大,造成其它應付款過大,從而無法真實反映企業的實際規模。二是企業實際經營情況在財務上沒有得到真實的反映。為逃避稅務的監督,經營收入不入賬或少入賬,而在賬外另外反映經營收入,造成賬內賬和賬外賬。三是民營企業老板對財務的隨意控制的現象嚴重,使得財務人員無法按會計制度來處理賬務。有的民營企業老板要求財務人員做多份報表,銀行、稅務各不相同的報表,自己掌握一份真實的報表。部分企業缺乏足夠的經財務審計部門承認的財務報表和連續良好的經營業績。四是民營企業老板本身素質的缺陷,造成他對財務的控制的偏差。以上種種情況致使銀行在辦理貸款過程中,很難把握企業情況的真假,從而銀行就很難有效地依據企業財務數據及其它信息進行貸款決策。

(二)政府配套服務不到位使民營企業難以擺脫融資難

第一,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法律保障機制不健全。中國眾多的法律、法規、行政規章對民營中小企業的作用仍然定位在“補充”上,沒有把它完全作為一支重要力量來看待。

第二,政府管理不規范,政策落實不到位。扶持、鼓勵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不到位,許多政策法規沒落到實處,或者在落實上打了折扣;政府對民營企業的管理,涉及到工商、稅務、物價、城建、環保、衛生、計量、質量監督等多個部門,在對民營企業管理中,往往出現相互交叉、缺乏協調的現象,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在對經濟機構協調方面,由于政府調控不力,致使企業重復生產,處于粗放經營狀態;在監督方面,有的政府部門未能很好的履行監督職能,致使企業本身行動不規范。

第三,服務體系不健全。中小企業公關服務機構數量少,服務功能弱,與企業發展的要求不適應,不能為民營企業提供針對性強、高質量、低成本的服務,尤其是中小企業急需的融資服務、法律咨詢、技術支持、人才培訓等服務明顯不足。

(三)現有金融制度和融資格局決定了流向民營企業的資金十分有限

中國現行的銀行機構體系由國有、股份制、城市商業銀行及城鄉信用社構成,這就決定中國仍然是以銀行為媒介、間接融資占主導地位、資會主要流向國企的融資格局。

第一,中國缺乏專業的民營企業融資金融機構。目前民營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仍然是社會上的主流大型商業銀行,但是這些銀行往往是在政府政策的要求及社會壓力下為民營企業提供借貸,因而融資服務的成效和效率很難得到保證。針對此現狀應當有專門的為民營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出現,但是由于目前中國金融市場的準入門檻較高,因而這種形式的金融機構的普及仍然存在較大的阻力。

第二,中國缺乏政策性金融機構。政策性金融機構主要是為了給民營企業創造給有利的融資環境,促進其發展。這主要是因為民營企業在于大中型企業競爭融資下明顯處于劣勢,如果單純依靠市場自主調節,民營企業很難發展,因而必須要有政策性金融機構介入市場,但是目前缺乏這種可以解決民營企業融資困境的政策性機構。

第三,民間金融機構缺乏市場規范。近些年來市場上的非正規金融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日益增多,民間金融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營企業融資問題的解決。但是目前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來對這些民間金融機構進行規范和保護,導致非正規金融活動的安全性很難得到保證,民間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融資的效用也很難完全發揮出來。

第四,迄今為止,企業債券和股票的發行與上市一直實行嚴格的政府審批制度和額度管理方式,而且政策明顯向國有大中型企業傾斜,因此民營企業通過證券市場進行直接融資更為困難。

(四)商業銀行信貸導向和考評標準缺乏公平性和科學性

第一,信貸資金非中性配置的傳統思維和做法。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是以中央指令性計劃來配置資源的,轉軌時期則形成了以產業政策為核心的政策體系來配置資源,包括信貸資金;十八屆三中全會后雖然強調“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但事實上,“以產業政策為中心”的思維和做法仍然在起作用,沒有退出歷史舞臺,銀行部門仍然被要求以較低的資金價格支持國家規劃的項目(一般是國有企業),而市場化的“規劃外項目”(一般是民營企業)的信貸資金配置相對就減少。從競爭中性(Competitive Neutrality)的角度看,這就是信貸非中性。

第二,國有商業銀行偏好大中型企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國有銀行形成的為國有經濟服務的理念及衙門作風根深蒂固,對小額、分散的民營企業金融需求往往不屑一顧,甚至寧愿貸款給有問題的國企,也不愿貸款給經營良好的民營企業。從商業銀行總行來說,普遍采取不良貸款責任終身追究制度。國有商業銀行如果對國有企業放貸產生不良,一般被認為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是一家人,是“肉爛爛在一鍋里”,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問題,這些不良資產還可以進行“債轉股”。而如果對民營企業放貸產生不良,則可能涉嫌利益輸送,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等罪名,導致民營企業從以銀行為媒介的間接融資體系中得到的資金始終較為有限。

第三,信貸干預對民營企業存在誤傷。在宏觀調控過程中,有關部門或地方政府常常對銀行部門的信貸行為進行行政干預,要求限制某些行業企業,在執行過程中常常首先傷及民營企業。比如在經濟上升周期時,為了抑制“投資過熱”,往往先壓民間投資,要求銀行信貸嚴格控制放貸行為;在經濟下降周期時,為了“去產能”,往往要求銀行信貸要注重風險,有保有壓,實際操作過程中就變成對民營企業“一刀切”停貸斷貸抽貸。在房地產調控中也存在類似政策行為。

(五)支持民企融資的信用擔保體系不完善

民營企業所在區域內信用擔保環境的完善與否對于其自身的項目貸款將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來尤其是在十八大之后中國信用擔保體系的建設進程穩步加快,且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目前中國的信用擔保體系仍然不夠完善,嚴重制約著民營企業項目貸款的成效,阻礙著民營企業的發展。中國信用擔保存在的主要問題主要有以下三個。

第一,信用擔保行政色彩過于濃厚。在中國目前的信用擔保體系中政策性擔保占據絕對的指導地位,而互助性擔保和商業性擔保則是作為政策性擔保的輔助,以下在分成中央、省、市、縣四層,這種形式的擔保體系運轉的靈活性較差,且受到政府干預的影響較大,民營企業項目貸款的擔保需求得不到滿足。行政性的擔保體系進而造成擔保成本過高、覆蓋范圍小等缺陷。

第二,擔保機構內部管理制度不合理。社會上民營企業擔保需求的增長促使擔保機構的發展速度加快,但是其管理體制以及風險防控體系的發展卻難以與之相適應,主要體現在擔保人員專業素質較低、擔保產品種類較少以及擔保風險居高不下等方面。擔保機構內部的問題使得其無法為民營企業提供切實有效的信用擔保服務。

第三,外部環境無法適應擔保機構的正常運營。信用擔保機構需要在適宜的外部經濟環境中才能充分發揮其職能,但是目前中國信用擔保相關法律體系尚不完善,且缺乏規范的信用市場管理制度以及市場風險防控體系,加之信用擔保機構、商業銀行及企業的信息共享平臺未能建立起來導致各方面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中國民營企業在這種信用環境下信用擔保需求得不到滿足,也很難走出融資難的境地。

政策建議

(一)政府要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政策支持

第一,完善和健全民營企業融資的法律保障體系。通過法律法規明確民營企業的重要地位,維護其合法權益,促進民營企業經營和融資走上規范化、法制化軌道。由于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和自身存在弱點,需要政府進行適度干預和支持,加強宏觀指導,制定發展戰略。

第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搞“大水漫灌”,注重精準施策,著力疏通政策傳導機制,鼓勵金融機構增加民營企業貸款,降低融資成本。合理確定小微企業貸款期限、還款方式,縮短貸款審批周期,適當提高中長期貸款比例。穩健發展中小企業高收益債券、私募債。

第三,建立金融機構績效考核與民營信貸投放掛鉤的激勵機制。加快落實降費減稅以及中小企業貸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稅政策。適當提高貸存比指標容忍度。支持發行民營企業貸款資產支持證券。

(二)優化金融供給機制,有效破解融資難問題

民營企業的融資困境主要源于制度環境的不完善,通過非正式制度來彌補只是為了求得生存或發展的無奈之舉。而當宏觀經濟不景氣時,非正式制度所能發揮的作用也受到削弱。因此,改革現有的金融體系、拓寬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這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第一,加快構建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從韓國、日本中小企業發展歷程來看,政府是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問題的重要力量,應該強調發揮政策性金融的重要作用。相對而言,中國政策性融資資源較為分散,政策性金融在中小企業融資領域長期缺位。鑒于中小企業發展的生命周期理論,針對不同成長階段的中小企業,構建政策性融資支持體系和商業銀行體系相互銜接、互為補充的金融服務體系十分必要。

第二,鼓勵和引導商業銀行加快設立中小企業專營機構,推出與中小企業成長周期和經營周期相匹配的產品,執行差別化信貸方案,為中小企業提供量身定制的融資服務。積極推進民營銀行、企業集團財務公司等金融機構建設,全面加快完成農信社改制,著力提高金融支農支小能力。

第三,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建設風投創投中心,加強與境內外資本市場的對接,加大對上市、掛牌企業獎補,綜合運用多種手段,重點幫助區域內產業龍頭、就業大戶、戰略新興行業等相關上市企業,對符合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方向、有前景的進行必要的財務救助,進一步拓寬融資渠道,讓中小企業獲得更多的金融支持。

(三)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有效緩解融資貴問題

企業信用缺失、信用風險高必然會增加風險溢價及信用中介成本,從而推高企業融資成本,這是金融運行的基本規律。從結構上看,國有大中型企業融資成本顯著低于中小企業、民營企業,不同類型企業間的融資成本差異很大程度上也是緣于信用水平的差異。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必須緊跟經濟發展的形勢和要求,通過信用環境的優化有效降低民營企業融資成本,盡快培育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

第一,加強信用監督管理,提高企業誠信意識。政府要當好信用規則的制定者和維護者,更高效率、更高水平地行使好信用管理、監督和服務職能。首先是加快完善信用監督法律法規體系,保障市場機制有效運轉,大力營造公平競爭、統一高效的市場環境,促進資源要素以信用為基礎的優化配置。其次要推動完善以信用為核心的市場監管機制,做實信用信息記錄和披露機制,強化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聯動機制,充分運用行政資源和手段加強對失信主體的約束和懲戒,加大對誠信企業的政策激勵,引導企業正確認識信用的價值和作用,積累信用資本。

第二,加快整合政務資源,清理和規范融資收費,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積極引入低成本、長期限的政策性金融和保險資金,發揮政策性擔保支持作用,健全信用擔保制度,大力推廣信用貸款,發展信用保證保險,推廣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應收賬款融資。借鑒韓國、日本的經驗,完善對中小企業的信貸風險補償、貼息等政策,多措并舉控制中小企業綜合融資成本。

第三,建立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疏通銀企之間的關系和溝通障礙。建議商業銀行派代表進入民營企業董事會,有利于強化銀企之間的聯系與溝通從而降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貸款風險。同時,將以債權人的利益角度對企業實施更嚴密的監督,使企業難以在困難時期得到銀行的信任和幫助。建立有效的企業信用擔保體系能夠加強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信任,從而弱化監督的力度,使民營企業更多地享受關系機制和溝通機制帶來的好處。

(四)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輔導體系,強化服務中小企業能力

第一,加強平臺載體建設,增強中小企業融資能力。通過整合信息資源,破解信息不對稱。例如,深圳市政府主導搭建的“深圳市創業創新金融服務平臺”充分實現中小微企業融資過程中的數據信息整合、金融資源整合、惠企政策整合和涉企服務整合,初步解決了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的系列痛點。

第二,延伸服務,構建全方位的中小企業輔導體系。借鑒韓國、日本的做法,應針對中小企業在生產技術、財務管理、市場營銷、品質提升、海外市場拓展、企業上市等方面的痛點問題提供咨詢服務和解決方案。積極推進信用機制和金融技能機制建設。只有專業素質過硬、金融技能夠強的經理人才能得到市場的認可,而只有過硬的金融技能才能為民營企業帶來科學、可行的融資方案。

第三,加強民營企業自身建設,全面提升民營企業素質。要大力推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民營企業應按照以“產權明晰”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要求,不斷完善和改進運作機制,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形成合理有效的內部約束和激勵機制,不斷地提高經營管理水平。

(五)金融機構應充分認識到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是自身發展的客觀要求

第一,金融機構要辯證地看待國有與非國有企業的關系,應把支持在非國有經濟占有很大比重的民營企業發展作為今后信貸活動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支持民營企業逐步做大做強。要加強調查研究,對有一定經濟管理能力、信譽度較好、具有一定技術含量、產品有銷路、有發展前景的民營企業,應大膽支持,給予信貸政策傾斜,扶持其發展。要真心實意下苦功,幫助民營企業搜集市場信息,提出好的經營決策建議,盡力降低庫存和應收賬款的拖欠,努力提高經營效益,實現銀企雙贏的目標。對于商業銀行,要改進現行的信貸管理制度,完善信貸信貸資金管理的授權授信制度,適當擴大貸款抵押率,制定一系列適應民營企業實際情況的貸款操作規程。

第二,金融結構應強化機構流程管理,有效紓解融資慢問題。一是強化流程體系建設,建立貸款全流程限時制度。優化登記流程手續,提高抵質押資產處置效率。在充分整合行內外數據信息的基礎上,搭建了反欺詐、準入合規校驗、風險量化決策等系統模型,并通過數字化、模塊化、集約化處理,實現業務的批量化、標準化審批。二是借助新興技術,著力提升客戶服務體驗。以民生銀行為例,目前已全面上線“云評估”產品,客戶可在微信端自助申請、在線評估房產價值,使房產評估由線下2天縮短至線上2秒,實現了“既快又省”的便捷服務。三是積極打造專營機構,提供專業化金融服務。搬走一些民營企業遇到的“融資的高山”,不能僅滿足于解決短期問題,而應著眼于推動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大力發展消費金融、綠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滿足民營企業多樣化金融需求,形成金融服務民營經濟的長效機制。

(作者職于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高級經濟師、高級工程師,經濟觀察報宏觀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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